1992年，长期旅居美国的特务头子毛森，在生命垂危之时，向他的儿子吐露了心声：渴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回到祖国，回到那遥远的家乡再看一眼。
毛森知道，自己离得越来越近的是病床，不是讲台。他翻开抽屉里发黄的纸页，一笔一划地写下浙江江山县的地址。他不是第一次想起那个地方，可这一次，他再没把它藏在心里。
他没再提过去的身份，军统情报骨干、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人凤嫡系”这些词早已沉入档案库。但有些事不是不说就能忘。
1949年春，他下令对提篮桥监狱里的政治犯加速“清理”，那是他最后一次亲手签发执行命令。十几份名单在他面前摊开，他看也没看，直接盖章。
“白色恐怖”之后，他跟着一批人先撤到厦门，又转往台湾。他想继续干，但台湾的风向变了。蒋经国要清洗毛人凤系统的人。毛森被边缘，调离警界，无实权，成了个摆设。
1956年，他设法通过香港去了美国，定居洛杉矶。
在美国，他住过唐人街的小楼，也在朋友开的餐馆后厨帮过几个月。他慢慢学会过安静日子，但那种日子没什么意思。
他写信回家，说想捐些钱给村小学修个教室。对方回信感谢他，说村里孩子多了，课桌不够。他寄去的钱被用来买了20张新课桌和两个球门架，他没多说什么，只在回信里写了八个字：愿你们安然，愿山水如旧。
这一年，地方政府有人到美国访问，顺便带来了毛森的探亲申请消息。他病重在身，但要求亲自填写手续。
过了两个月，审批通过，他终于有机会踏上回乡的路。
飞机降落在杭州，他下车时要人搀扶。去江山的车开了五小时。到村口，他下车站在泥路上，看着对面的江郎山。他没说话，眼睛有些发红。
走进祖屋，他在老井边站了十分钟，说井的砖没换，跟小时候一样。晚上，他去了村小学看了那几张桌子，桌子早换新了，校长却保留了一张老的，说那是“毛森先生捐的”。
他没提过在警察局的事，也没人问。他只是走到村头山上的祠堂，烧了一柱香，说了句：“我回来了。”
在家乡住了不到四周，毛森回到美国，再没能起来。他最后一次清醒时，说的是江山的路好像比以前平了不少。
毛森的一生，不是光明的典范，但也不是简单的黑白。他做过选择，也受过选择的惩罚。他靠胆识与心狠换来权力，却也在体制更迭中被踢出棋盘。他没有被赦免，也没有彻底被忘记。
他留下的，是一段该被记住的沉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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