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以货物贸易和跨境投资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分工，推动了全球经济化发展，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经济体，都在这一进程中实现了长足发展。然而，随着近年来单边关税与保护主义措施增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现实挑战，国际上唱衰全球化的声音随之升温，甚至出现了“全球化已经终结”的论调。但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逻辑看，企业跨境配置资源、追求比较优势的动力并未消退，虽然个别国家实施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但难以逆转开放合作的大势，全球化仍将继续前行；只不过，未来全球化的形式与重点将发生深刻改变。
全球化依然是时代潮流
产业跨国分工合作的内在动力，根植于各国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的客观差异。不同国家在要素成本、技术和市场规模等方面各有优势。开展跨国分工，能够将各方的比较优势有效结合起来。企业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采购具有比较优势的原材料与零部件，面向广阔的国际市场销售产品，并整合各地的研发设计与专业服务，有助于降低生产制造成本，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由于各国之间在要素成本与市场规模上的差异长期存在，跨国分工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收益与规模经济效应十分显著，企业跨境配置资源的内在诉求并不会消失。
从实际情况看，跨国生产经营与贸易的活力，并未因经贸摩擦而根本削弱。2025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增长约4.7%，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的增速。气候变化、绿色低碳转型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性课题日益突出，这些领域的应对，需要各国加强政策沟通、技术合作和规则对接，单一国家难以独立解决。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世界各国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不可能退回与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世界发展也需要所有国家参与。可以这么认为，尽管个别国家实施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但难以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改变的只是国际分工的具体路径和合作方式。
全球化将以区域化为重点
全球化分工合作范围，有大有小，既有全球大范围内的分工合作，也有在一定区域范围的分工合作。上世纪80年代以来，跨大洲的远距离运输与贸易曾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受地缘政治摩擦以及贸易壁垒上升等因素影响，跨越大洲的全球化分工正在调整。比如：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发达国家为促进经济复苏，推进制造业回流；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主动对中国加征关税，中国一些企业为应对美国加征关税，在全球范围投资布局；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流行，世界很多国家从安全出发，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推动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这些因素叠加，全球产业布局产生重要的变化，产业链区域化将是未来重要的趋势。全球产业链区域化集聚特征日益凸显，区域内经贸合作将成为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形式。
未来，北美、欧盟、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三大板块经贸合作可能将尤为紧密。在北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依托美墨加协定，在汽车、电子等产业已经形成长期而紧密的供应链网络，区域内生产协同度较高。在欧盟，统一市场将各成员国的生产端与消费端紧密连接，区域内贸易占比一直处于高位，2025年德国和法国对欧盟其他成员国的货物出口，分别占各自出口总额的55.9%和53.6%。在亚太地区，RCEP成员国不仅覆盖了庞大的消费市场，其原产地累积规则更允许区域内各成员方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合并计算原产资格，使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在区域内组织生产和调配资源，降低了关税与贸易协调成本，进一步巩固了区域内垂直分工的基础。
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成为全球化重要动力
全球化不仅包括货物、投资的全球化，还包括服务、技术、投资的全球化，更涵盖数据、知识与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国际合作。过去几十年，以实物形态为主的货物贸易与跨境直接投资，是推动全球化扩展的主要力量。然而，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演进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突破，国际分工的内容范畴正在发生深刻拓展，服务领域的跨境协作正展现出强大的增长潜力。服务出口占全球贸易出口的比重，从2005年的20.4%增加至2025年的26.9%。当前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虽然对货物贸易加征关税，不利于货物贸易开展，但阻碍不了技术和服务在线跨境提供。预计未来技术和服务通过在线跨境提供会越来越多，服务贸易将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形式。
这一转变首先与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密切相关。当前，世界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增加值占世界GDP的比重接近三分之二。服务在经济活动中所覆盖的环节不断拓展，分工日益细化，研发设计、金融支持、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与专业咨询等环节的可贸易程度显著提高。大量以往附着于制造业内部的中间服务环节被独立出来，形成了跨国交易的新形态。
更为关键的技术推动力，来自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传统服务贸易受制于“生产与消费同时同地发生”的物理限制，主要依赖人员跨境流动来实现，无论是服务提供者出境提供服务，还是消费者出境接受服务，都面临时间、空间等制约。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重塑了服务贸易的交付机制。而计算机网络与智能算法打破了时空阻隔，使专业知识、软件代码与算法服务能够以近乎零边际成本实现跨境即时交付。远程医疗诊断、工业辅助设计、软件联合开发以及高精度机器翻译，在不同国家之间可以实时协同完成。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快速发展，不仅加速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也催生数字贸易快速发展。技术与数据要素的跨境流通，不仅显著降低了国际专业分工的门槛，更为全球经济深度合作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2025年全球数字交付服务出口规模已超过5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15%，成为全球经贸中增长最快的板块。
效率和安全成为经济全球化分工重要的考量因素
经济全球化除了合作区域范围与合作内容的变化外，决定全球分工的因素，也在发生改变。长期以来，效率是决定全球经济分工的最主要因素。跨国企业在安排生产和采购时，高度注重生产成本、配套能力和周转效率。这种以效率为导向的分工方式，在过去几十年有效降低了全球工业品的生产成本，推动了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快速发展。
然而近年来，受地缘政治博弈影响，个别国家积极推行所谓的“友岸外包”，试图将关键产业链，转向所谓的“可信盟友”国家；在半导体等高端战略领域组建芯片四方联盟，搞排他性的小圈子，把政治互信等作为产业链分工的前置条件。这种做法对全球产业链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深层冲击。首先，它大幅推高了全球生产与交易成本，人为绕开最具生产效率和产业配套优势的地区，把产能向要素成本更高、配套不完善的所谓盟友国家转移。其次，在芯片、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制造领域，排他性联盟人为分割了原本深度协同的全球大市场，阻碍了技术要素的正常交流与扩散，同时也引发了各方盲目重复投资建设本土产能，严重造成了全球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能源短缺、金融制裁和关键物资断供等极端风险集中暴露，促使各国不得不高度重视突发冲击下的产业链安全底线，纷纷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放在了极其突出的战略位置。目前，供应链安全、技术主权、数据安全等要素超越效率，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新标准。
总体来看，经济全球化并未因保护主义和安全考量而停下脚步，未来的全球化，正由过去单纯追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率的模式，逐步转向统筹兼顾提高效率与安全的新发展模式。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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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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