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总理决定让张樾丞篆刻开国大印。可没想到，事成之后，张樾还留了手绝活，给国印做了一个“留边”，保证制作过程中的所有工匠都拿不到印样。
张樾丞的成名，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北漂”励志色彩的故事。1883年，他出生在河北新河县的一个贫苦农家，14岁那年，为了讨口饭吃，他背着简单的行囊，徒步走到了北京。
在琉璃厂的“明益堂”刻字铺当学徒时，他不仅干活卖力，更有股子钻劲。每到深夜，同伴们都睡了，他还在灯下翻阅《说文解字》，揣摩秦汉印谱。
20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名震京城。当时，梁启超慕名寻访名家刻印，张樾丞为其刻下了一方“龙飞虎卧”印章。
梁启超见到印章后大为惊叹，直言其字体苍劲灵动，有金石之气。康有为见后更是亲自题写了“铁笔圣手”四个大字相赠。从此，张樾丞的名号在文人圈子里彻底响了。
连鲁迅先生也是他的“忠实粉丝”。鲁迅一生爱印，但在京期间，他最信任的刻字师就是张樾丞。
在《鲁迅日记》中，多次记录了他前往琉璃厂找张樾丞刻印的经历。无论是“会稽周氏藏本”还是“俟堂”，那些伴随鲁迅一生的名印，皆出自张樾丞之手。
然而，过去的辉煌在这一刻都显得有些渺小。1949年6月的那个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他。
周总理亲切地递上一支烟，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张先生，这是人民政权的第一印，一定要庄严、大气，出不得半点差池。”
回到同古堂后，张樾丞把自己关进了书房。他先是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研究历朝历代官印的规制。
为了设计出最完美的方案，他整整三天没怎么合眼，废稿扔了一筐。最终，他向筹委会提交了四种字体的初稿：楷书、隶书、汉篆和宋体。
关于这枚“大印”用什么字体，当时内部也有一番争论。有人主张用古朴的篆书，显得厚重；有人主张用隶书，显得优雅。最后，方案报到了毛泽东主席那里。
毛主席仔细端详了这四个样稿，伸出手指向了宋体，一锤定音：“宋体好，宋体结构方正，笔画严谨，象征着我们人民政权稳固，也要让老百姓一眼就能认出来。”
字体定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这枚大印不同于寻常私印，它的材质是精炼的铜胎，重达4.4公斤，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四万万同胞；印面尺寸为9×9厘米，取“九鼎”之意。铜材坚硬，每一刀下去都要耗费巨大的体力。
张樾丞在自家的后院拉起了一道严密的屏障。当时，为了确保安全，工作室外由解放军战士24小时值守，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张樾丞带着儿子张少丞、张幼丞，父子三人守着一张黄杨木工作台。台灯旁悬挂着一个30倍的放大镜，满屋子都是松烟墨的香气和金属摩擦产生的焦味。
那是极度枯燥且高压的几个月。张樾丞握着刻刀，虎口磨出了厚厚的老茧，指尖被铜屑划破了，他就用纱布胡乱一缠，喝一口烧酒活活血，继续低头开凿。
由于印章字数多达15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字体排布必须极其精确。他参考了《明清官印制度研究》，将字体间距误差严格控制在0.1毫米以内。
最传奇的细节，莫过于他在刻制过程中留下的“心机”。为了防伪，也为了测试，张樾丞在刻制时故意将印章的外边框加宽了1.5毫米。这就导致在试印时，印泥无法触及边缘，印出来的图案会有明显的“留白”。
这就是工艺界流传的“留边”绝活。所有的刻废的铜料，必须当场在卫兵的监督下熔毁，绝不允许流出一片残渣。
1949年10月31日，这一天被载入史册。这一天，开国大印正式启用，盖在了毛泽东主席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上。那鲜红夺目的宋体字，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彻底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隆重开启。
然而，大印刻成后，张樾丞并没有向外界炫耀。他依旧每天待在琉璃厂，守着他的同古堂。晚年的他，甚至很少提及这段往事。
直到1961年张樾丞去世，他的后人整理遗物时，才从那些泛黄的手稿中，重新拼凑出这段惊心动魄的创作历程。
如今，这枚开国大印静静地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厅的恒温恒湿密封舱内。它虽然不再被使用，但那厚重的铜胎上，每一道刻痕都闪耀着一代匠人的敬畏与热诚。
盛亿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